应援花墙怎么做最好看?北京应援花墙多少钱?

龙劲 龙劲 2021-01-19
【摘要】一位不具名的粉丝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快乐粉丝会”主动联系过她,但她拒绝通过其进行应援。而小乐所在的后援会选择通过“快乐粉丝会”进行应援。“如果不准备应援,底层粉丝不会放过上层决策者,而且也并非买不起。对方还会和我们说,粉丝多更得买,别家没几个粉丝都比你们贴心。花墙应援也需要在那里购买,花费几万却质量一般。但你能没有吗?你不能没有!如果没有,粉丝去了现场,看到光溜溜的,回来也找你。”应援花墙怎么做最好看?北京应援花墙多少钱?

2020年年末,湖南卫视老牌综艺节目《快乐大本营》主持人何炅被推上风口,他于2019年在节目《口红王子》第二季第二期中关于粉丝应援的一段言论引发争议。那么,应援花墙怎么做最好看?北京的应援花墙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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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南方周末记者核实,这段视频没有出现在节目正片里,而是以花絮呈现——何炅提及自己曾收到各家明星的粉丝赠送的二十多个保温杯和五十多只笔,上面都用不干胶牢牢贴着标签,只能留着自己用,又提及彭昱畅粉丝送的按摩椅非常实用。当期节目嘉宾是同在湖南卫视工作的主持人沈梦辰,她也提及自己的男友、《快乐大本营》节目主持人杜海涛常常将粉丝应援礼物送给自己的父母。事件发酵后,有网友发现杜海涛删除了自己在某二手平台上已售的两百多件物品,疑似为粉丝应援礼物。


除了《快乐大本营》主持人常收到粉丝的应援礼物,同台《天天向上》主持人汪涵、钱枫等也常收到粉丝的应援礼物。江苏卫视主持人孟非曾在微博晒出粉丝应援礼物表达感谢,何炅事件后,该微博已被删除。粉丝的应援礼物价格往往不菲,有四千多元的中国黄金投资金条、五千多元的爱马仕“东方骏马”茶具、六千多元的万宝龙传承系列红与黑蜘蛛特别款墨水笔,此外还有名牌香水、kindle阅读器、婴儿用品等覆盖衣食住行的各式各样礼物。明星后援会、个站通常会晒出每次应援的礼物清单,但事件发生后,南方周末记者在其微博上搜索给《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等节目的礼物清单时,多数已经无法查看。


“针对节目主持人或者嘉宾的礼物挑选,前期肯定是需要做一些功课的,了解他们的喜好。每次应援礼物都要结合对方兴趣挑选。”知情人希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曾参与某后援会工作三四年之久,并担任副会长一职。“送礼物主要是为明星考虑,他/她有可能突然爆红,有可能正处于上升期,但不论什么阶段,我们都要去应援,这是让业内人士看到明星的价值,了解他/她是有粉丝基础的,应援也是粉丝经济的一种表达方式。”


希风所在的后援会为《快乐大本营》主持人及嘉宾准备的礼物一般通过节目组导演等工作人员送至个人休息室,粉丝也会给其他工作人员准备食物应援等。希风透露,如果和接洽的工作人员关系相近,对方会拍图告知礼物已经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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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援”行为源自日本校园比赛中为运动员加油的“应援团”,后来在日韩娱乐圈中发展为独特的“应援文化”,以各种形式为自己喜欢的偶像明星加油。应援类型丰富——明星过生日时,粉丝要进行生日应援;演唱会、电影首映式等活动举办时,粉丝要组织购票、统一应援物等;给节目或剧组的工作人员准备礼物应援;此外还有以明星名义做公益的公益应援。

在中国饭圈,应援早已成为惯例。“各个活动的应援流程没有太大差异,几乎很少有不让做应援的节目组。”在希风的经历中,唯一一次不接受应援的是央视。

2020年12月22日凌晨,何炅回应“礼物风波”:“我说过很多次粉丝不要送礼物,录节目我没和各家粉丝接触过,但是艺人和团队有时会来问好送礼物,当时也没好意思拒绝,这以后必须重视。借这个热搜再次明确拒绝,不再收任何的礼物。”

但随后有网友表示针对《快乐大本营》的应援需要通过指定商家“快乐粉丝会”对接,并疑似存在溢价售卖行为。与“快乐粉丝会”合作的公益应援也被质疑存在赚取差价。芒果V基金在腾讯公益上公布的“脸盆计划”显示,基础卫生包或女童护蕾包单价为81元,另收取7%的志愿组织执行费用与1%公募管理费(合计8%)。据大虞海棠应援会在微博上所晒捐赠的200份生活用品及基础卫生、儿童自我保护、女童生理卫生等课程,南方周末记者计算后发现,志愿组织执行费用与公募管理费占比达15.6%,远超公布的8%。

另有应援会被收取的志愿组织执行费用与公募管理费占比高达42.6%。应援花墙怎么做最好看?北京应援花墙多少钱?

“快乐粉丝会”的官方介绍是专注为明星粉丝公益助力和打榜交友的移动互联网垂直网站,主要服务于粉丝组织与粉丝,提供爱豆周边、签名、门票、星踪饭拍、星粉互动等福利。其微信公众号的介绍是快乐大本营唯一指定公益合作伙伴、芒果V基金粉丝公益独家合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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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快乐粉丝会”小程序以及其名为“大饼营”的APP已多日无法打开,官方客服的回复是服务器出现问题,正在修复。应援花墙怎么做最好看?北京应援花墙多少钱?

那次“快本”应援之行至今让启月记忆犹新。“平时活在超话某个角落里的人,真实地站在一起,领应援物,为同一个人尖叫呐喊,网络上的那些文字与声音一下子变得鲜活起来。”启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东亚女性的情感是被压抑的,表达‘我好爱你’‘你好帅’这样的机会很少,线下让大家可以尖叫,追逐偶像是很重要的情感输出。”

启月认为应援满足了个体的参与感。“一个人买不了一个大屏,但如果你支援了一部分钱,那这件事就和你有关了。很多人的生活甚至过得很不好,却能通过一些小小的行为获得大大的满足感。对于很多人来说,明星偶像就是他们的精神寄托。”

经历过多次后援工作,希风对应援的理解在不同阶段发生了变化——初期仅仅参与表面工作,她认为应援就是给自己喜欢的明星最好的东西。接触到经纪公司、节目组后,她认为有必要通过应援帮明星提前安排打点,让节目组知道粉丝有经济实力,这个明星也有上升空间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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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参与后援会工作后,希风得以重新认识应援。“应援更多是满足粉丝,而不是明星。对一个人付出越多,就越离不开,参与感越多,粘连性越强。很多时候做应援反而变得像给粉丝一个交代。其实明星能够通过应援享受的东西并不多,甚至不是粉丝的一点点小心意可以决定的,但大环境所趋,大家都这么做,我们也必须要这么做。”

有一次为拼盘演唱会应援,希风准备了多个巨大的灯牌,通过自己的人脉关系带入场内,在二楼的栏杆上挂满一圈。打开灯牌的刹那,别家粉丝的灯牌都是星星点点的闪烁,只有他们是耀眼的一片,那是希风最开心的时刻。

崩溃的时刻却更多。最匆忙的一次应援,她的准备时间不足36个小时。她曾在高烧40度时坚持准备应援工作。当在演播厅看到自己喜欢的明星时,她冷得浑身发抖,一直哭到结束。“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哭,当时觉得好委屈,我应该不会为第二个人再做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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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月对粉丝后援会、个站应援风气的改变并不抱希望。“粉丝是被妖魔化、污名化的群体,这个群体在做任何反抗的时候,其实都没什么勇气。你连自己内部的反对声音都无法克服的话,要如何反抗整个社会风气呢?送礼当然不对,但不是粉丝有错,是这个社会的习惯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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